上當年前蘇聯核泄漏事件, 至今已22年, 還影響著遠至法國種蘑菇的土壤. 有專家建議 - 在歐洲, 暫時只適合進食在葡萄牙或西班牙出產的蘑菇才夠安全. 所以當我買蘑菇時, 必看產地來源!
以下是一篇超好的文章, 發人深醒, 感謝田耕作者!
当沙尘暴遮天蔽日，当激素、抗生素充斥食品，当热岛效应步步逼近人类时，人们才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污染感到严重忧虑和惶惶不安。 稍加观察，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盲目功利的行为、贪多求全极尽享乐的活动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污染、恶化和破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尼罗河上的灾难 “向荒山要粮，向大海要地”是人类长期以来的一种豪迈的自信，因为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能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和穿衣问题，而且还能让人们生活得更好更舒服更现代更文明。
源自南纬2度的维多利亚湖西的丛林间的卡盖拉河构成了尼罗河的源头， 在流经埃及时形成了一个三角洲， 埃及的富庶与美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尼罗河三角洲。 但是，尼罗河的另一面——桀骜不驯似乎又让人难以满意和满足。 尼罗河除了年年复年年供给人们果腹的鱼米、休闲的胜地、巨大而天然的空气静化器之外，它难免还要发点小脾气——洪水泛滥。 于是，尼罗河旁边的人们决心要整治它，一个庞大的决策计划形成了，并历经30年才得以完成，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坝——阿斯旺水坝的建成。阿斯旺水坝始建于1901年，后来又于1912年和1913年两次扩建。为建造这个世界第一的大水坝，有35000多人背井离乡，16个神庙被迁走，1000多人死于水坝的修建。竣工后的阿斯旺水坝终于把桀骜不驯的青龙——尼罗河降服了。
被拦腰截断的尼罗河上游成了一个平静而深邃的人工湖，长500公里，宽30公里，水深120米。 湖边依次建造了12座发电厂，不仅供给全埃及人的生活和生产用电，而且还可以外销他国。 此外，阿斯旺水坝建成将全埃及的可耕地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即使身处沙漠腹地的埃及人也可以吃上香喷喷的大米，穿上自己棉地里收获的棉花织成的“霓裳羽衣”。
然而，实践和时间是检验一切的标准。仅仅过了20年，埃及人不得不为这个世界第一的大坝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就是环境和生态链的破坏。 代价之一是，由于阿斯旺水坝截断了尼罗河，河流上下游的生态链也被切断。两岸的动植物开始减少，而且在这条河中必须上下游回溯产卵的鱼也中断了它们的生息途径，河里的鱼也变得逐渐减少。 代价之二是，由于河水被拦腰切断，下游河水水位向南倒灌（尼罗河由南向北入海），反而造成了河水的泛滥和洪灾。两岸大批稻田棉田被淹没，比未修建大坝时的粮棉损失还要巨大。 第三，同样是由于河水被切断，河流上游的泥沙无法被清除，每年泥沙沉积达75厘米。结果导致泥涨水高，每年河水上涨3米。 致命的是水坝无法清除这些沉沙，将来的某一天将是水位全面超过大坝。 这一可以预见的结果正像悬在埃及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或一颗迟早要爆炸的核弹头。
此外，阿斯旺水坝建成后，河水流量降低，坝的上方淤泥愈积愈多，三角洲的面积逐渐缩小，肥力减退，河口水域的养分逐渐减少，近海区的鱼量也自然减少。专家论证， 阿斯旺水坝使得东地中海沙丁鱼捕捞量大大下降以及尼罗河三角洲肥力减弱。麻烦不仅仅出在阿斯旺水坝。
在赞比亚卡里巴高坝下游，通加族人一向是利用赞比西河的水位变化而定期耕种的。这种水位的变化有季节性，而且相当可靠，当地的整个耕作循环与水位的涨落周期相配合。大坝建成后，放水只根据发电的需要，没有一定的周期性，没有大小流量的交替，因此，丰收变成了颗粒无收。
面对已经到来的灾难和迟早要来的大灾难，埃及人在不断反思和诘问，当初修建这个世界第一的大坝时是否通过了科学调查和论证，修建大坝的决策是否科学？对于种种诘难，也有人辩解说，要求某一项决策能顾及到10年后的情况已经是很不错了，哪能要求预料到20甚至50年的遥远时间。
即使出现灾难，如果与让两代人（50年）享受到幸福相比，也是值得的，但是面对阿斯旺水坝带来的或将要带来的灾难，更多的人把它视为决策的短期行为。因为它给后代留下的将是长期的生态灾难。
文化观念对环境的影响， 行为是心理、思维和决策的注释。 下面两个事例最能说明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人们对环境的认识不同，便使得环境或受到破坏，或得到保护。
第一个故事来自南美洲。研究人员对居住在危地马拉雨林的三个部族进行调查，发现了人们对环境截然不同的态度。 这三个部族分别是，伊扎依土著玛亚人部落、奥艾克奇玛亚人部落（他们是大约20年前移居到这一地区的）和说西班牙语的拉丁诺斯部族（他们也是于20年前移居到这一地区的）。
土著玛亚人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表现了极大的敏感性。例如，伊扎依土著玛亚人比其他两个部落每年开垦较少的土地，培育更多的植物种群。而且伊扎依土著玛亚人认为在同一雨林中的不同植物和动物之间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 这与流行的当公共资源短缺时自我利益优先的观点和做法是恰好相反的， 而这种观点和做法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许多地方是相当流行的，比如砍光树木换钱，挖光草皮致富，结果是整体的水土流失和沙尘暴气候，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存。
相反，移民的奥艾克奇人开垦了大量土地，并砍伐了大量的雨林，以满足他们的生存需求，虽然这种生存需求与现代西方人，如美国人，极尽资源和能源的消费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个部族——拉丁诺斯部族表现出与土著玛亚人相似的适应环境的做法，当然尚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获得这样的知识的。 调查发现，伊扎依土著玛亚人认为特殊的植物和动物并不是资源，而是作为一种与人是朋友或敌人的关系出现的生物，它们都是人的伙伴。 他们认为，人与这些生物是伙伴而不是竞争者的关系，因此伊扎依土著玛亚人形成了怎样利用雨林和资源的独特思维和相关的知识。 不过另一方面， 他们的宗教和对自然的朴素意识也决定了他们对环境采取保护的政策。因为他们坚信雨林中有“神灵”存在，比如，伊扎依土著玛亚人认为雨林中有些树受到“神灵”的精心保护，它们是一种特别的种属，它们与当地的植物和动物有着非常重要的生态联系。 因此伊扎依土著玛亚人比其他两个部落更少去砍伐那些受“神灵”保护的树。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我国的一个少数民族——纳西族。 生活在丽江的纳西人无论怎样看待也是一个小民族，他们只有28万人，而且其居住地和生态环境是夹杂在两上强盛的民族——藏族和白族之间。 但是他们生存得很好也很从容。这就得从他们的文化尤其是关于人与环境的文化中去找原因。
纳西族有自己在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象形文字，用这种文字他们记录了自己的文化并反映在他们的“圣经”——《东巴经》中。在这部圣经中就记载了纳西人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理论。 纳西人朴素的想法是，人之所以能像飞鸟走兽一样在大自然中生存下去是因为有一位叫做“术”的神灵向人们提供一切消费物质。人们消费得越多，也就向“术”索取得越多，因而“术”就会受到伤害。因此人必须向“术”还债。在这种观念和文化的支配下，纳西人养成了保护环境，懂得节约，阻止过度砍伐和竭泽而渔的行为和习惯。 这样的行为形成了与大自然协调一致的关系。 因此尽管纳西人的地盘小、资源少，又处在两个大民族之间，但是他们却能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不被淘汰。显然，文化也决定着环境是否得以保护抑或受到破坏。
科学和工业化造成的环境灾难， 虽然工业化给人们带来了现代物质文明和舒适的生活，但是伴随物质文明和舒适生活的另一面是环境恶化和污染，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提高。 换句话说，人类现代物质文明和舒适生活是以环境恶化的巨大代价换取的。
北极和全球的变暖是与全球污染紧密相连的。 而全球受到污染又与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正如北京等大都市今天遭遇沙尘暴一样，遥远的北极同样遭受尘暴，只不过这种尘暴是人们的工业化进程造成的。 北极烟雾是北极一种特殊的大气污染，它由悬浮在空中密度很大的颗粒物质组成。其中主要成分是硫化物和重金属。北极烟雾对环境造成的重要影响是，它能散射太阳辐射，把能见度从200公里缩短到30公里。这种环境破坏的效果正如今天城市地区遭受的沙尘暴。
北极烟雾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刚开始科学家认为它是由北半球国家进行工业化生产导致的后果。主要怀疑目标之一是前苏联的诺里尔斯克铜镍联合冶炼企业。 但是后来的研究表明，诺里尔斯克铜镍联合冶炼企业的污染物只是偶尔停留在阿拉斯加州巴罗城，而北极的大多数污染物是来自靠南的俄罗斯西部和欧洲。
研究人员从格陵兰取冰块分析，从1952年到1977年，欧洲的二氧化硫排放成倍增加时，北极污染增加了75%。正是欧洲工业化产生污染物对北极烟雾形成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也正是这些大气污染造成了北极的温室效应。
人类以科学、文明、索取能源为名义所进行的活动而造成的灾难没有比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更为惨重的了。 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发生强烈爆炸，核泄漏、核辐射、火灾和爆炸同时发生。 事后的调查确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后果相当于500颗美国在二战时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的原子弹的当量，前苏联受到核污染的地区（主要在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达15万平方公里，受害人口为695万。 迄今因遭受辐射而死亡的人数已达30多万。
无疑，前苏联的这15万平方公里土地等于是苏联人在追求科学和工业化甚至军备竞赛的过程中自己为自己掘下的一个巨大的坟墓。 在这里杳无人烟，一切都定格在事故发生后人群被疏散的那一刻，连新婚夫妇的衣服、结婚宴席也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大概要摆到一百年后。在这个巨大的坟墓里，人烟绝迹，家畜、飞鸟走兽都死尽绝灭。 更为辛酸和悲惨的是，谁也不能走进这个活生生的大坟墓。 被疏散到核辐射边沿区的人，由于粮食不够吃，到林中采摘蘑菇，然而只吃了几次，有的人就死在了采蘑菇的路上。核辐射太严重了。
环境保护从人自身做起， 人与环境的关系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建立一种与自然共存亡的观点和思维是环境得以保护的关键。 因为，如果环境恶化或破坏了，那么人自身也无法生存了。 比如，纳西族和南美的伊扎依土著玛亚人在保护生态方面所具有的文化背景， 他们的文化和思维决定了他们的资源管理战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细水长流，阴止竭泽而渔，与环境共存亡。 随之而来的要求是决策的科学化和前瞻性， 遏制人类无尽的欲望和贪婪也是人类与环境和平相处的必要保证。 正如同核能，在利用它之前，就应该设计好在发生事故时如何制伏它。 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备和技术，就不应当使用它。 否则，这就是在自己为自己挖掘坟墓。 也许德国人在这方面更为聪明， 他们已经立法全面禁止使用核能。
北极烟雾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刚开始科学家认为它是由北半球国家进行工业化生产导致的后果。主要怀疑目标之一是前苏联的诺里尔斯克铜镍联合冶炼企业。 但是后来的研究表明，诺里尔斯克铜镍联合冶炼企业的污染物只是偶尔停留在阿拉斯加州巴罗城，而北极的大多数污染物是来自靠南的俄罗斯西部和欧洲。
研究人员从格陵兰取冰块分析，从1952年到1977年，欧洲的二氧化硫排放成倍增加时，北极污染增加了75%。正是欧洲工业化产生污染物对北极烟雾形成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也正是这些大气污染造成了北极的温室效应。
人类以科学、文明、索取能源为名义所进行的活动而造成的灾难没有比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更为惨重的了。 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发生强烈爆炸，核泄漏、核辐射、火灾和爆炸同时发生。 事后的调查确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后果相当于500颗美国在二战时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的原子弹的当量，前苏联受到核污染的地区（主要在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达15万平方公里，受害人口为695万。 迄今因遭受辐射而死亡的人数已达30多万。
无疑，前苏联的这15万平方公里土地等于是苏联人在追求科学和工业化甚至军备竞赛的过程中自己为自己掘下的一个巨大的坟墓。 在这里杳无人烟，一切都定格在事故发生后人群被疏散的那一刻，连新婚夫妇的衣服、结婚宴席也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大概要摆到一百年后。在这个巨大的坟墓里，人烟绝迹，家畜、飞鸟走兽都死尽绝灭。 更为辛酸和悲惨的是，谁也不能走进这个活生生的大坟墓。 被疏散到核辐射边沿区的人，由于粮食不够吃，到林中采摘蘑菇，然而只吃了几次，有的人就死在了采蘑菇的路上。核辐射太严重了。
环境保护从人自身做起， 人与环境的关系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建立一种与自然共存亡的观点和思维是环境得以保护的关键。 因为，如果环境恶化或破坏了，那么人自身也无法生存了。 比如，纳西族和南美的伊扎依土著玛亚人在保护生态方面所具有的文化背景， 他们的文化和思维决定了他们的资源管理战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细水长流，阴止竭泽而渔，与环境共存亡。 随之而来的要求是决策的科学化和前瞻性， 遏制人类无尽的欲望和贪婪也是人类与环境和平相处的必要保证。 正如同核能，在利用它之前，就应该设计好在发生事故时如何制伏它。 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备和技术，就不应当使用它。 否则，这就是在自己为自己挖掘坟墓。 也许德国人在这方面更为聪明， 他们已经立法全面禁止使用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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